《诗经》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毋庸多言。《诗经》研究的基础是语言,几千年来《诗经》语言研究成就巨大,但尚有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 一是由于认识不同,解读分歧纷繁。早期将《诗经》神圣化,突出其社会道德规范功能。《毛诗序》说“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突出文本的“美”“刺”指向。宋代有淡化神圣的倾向。朱熹指出《诗经》有的内容是“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并不都是“美”与
[编者按]2024年4月8日,有“人工智能教父”之称的杰弗里·辛顿(GeoffreyE.Hinton)在都柏林大学接受尤利西斯奖章的获奖感言里,对乔姆斯基提出了毫不客气的批评:“语言学家被一个名叫乔姆斯基的人误导了好几代……他有一个偏执古怪的理论,即语言不是学会的。他成功地说服很多人相信这一点。但这一看就知道纯粹是胡言乱语。语言显然是学会的。大型神经网络学习语言,不需要任何先天结构,只是从随机权重
作为长期研究乡村社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在复杂的乡村场域开展社会调查是基础的方法,灵活运用和理解语言符号是必备技能。调查过程中对语言符号的处理和解读,不仅直接影响资料收集的结果和质量,也会影响研究者如何理解资料背后的社会事实。从笔者的经验来看,乡村调查过程中要过几个“语言关”,包括:(1)研究者如何向调查对象输出语言符号;(2)研究者如何克服乡土方言障碍;(3)研究者如何解读被访者“前台”和“后台”
乡村政策是党和国家面向乡村部署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也是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据。基层政权组织要将政策精神准确传递给乡村百姓并实现预期目标,通常离不开乡语表达这个既简单又复杂的过程。此处的“乡语表达”,顾名思义,是指使用乡间方言、俗语、俚语等地方用语,将政策“官话”转变成农村“土语”的语言活动。形式上,乡语表达呈现为政策信息的言语传递和反馈;实质上,乡语表达蕴含着基层政权组织与乡村民众围绕政策执行而构建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飞跃,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我国社会治理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由“管”到“治”,仅一字之变,却映射了社会发展模式的变迁,体现了治国理政理念的与时俱进,也表明了我们对于优化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实现社会善治的美好追求。从社会语言学视角,探究其由“管”到“治”的语义演变、语境转化、语用发展,具有时代价值和实践意义。 “汉字和中华文化具有互相印证、互相解
提要 利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全国性、连续性调查数据,结合现有的关于农村社会语言的局部研究,可以对中国农村的社会形势和语言生活进行全面的研判。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正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在人口方面,农村人口比重已经低于城镇人口,农村人口数量仍在减少,且地区不平衡;在农业发展方面,农业产值与农业人员比重均已远低于第二、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由农业向其他产业转移,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化,推动了传统农业的升级或新型农业的兴起;在农村社区方面,由于人口向城镇集中,社区重组频发,村、乡的数量急剧减少,镇的数量显著增加,农村社区由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形态向政府规划的社区形态转变。这一现代转型深刻影响着农村语言生活。一些原有的语言现象正在消失,如各地的传统农业词汇正被人们遗忘,某些汉语方言与少数民族语言正陷入濒危,亟待抢救;一些新的语言现象正在发生,如少数民族社区的双语化倾向,汉语方言的自创性演变正在减弱,亟待关注;一些语言问题即将出现,如新生代农民语言能力的提升,乡镇重组对当地语言治理、语言服务提出的新要求,亟待规划。深入研究中国农村急遽变化的语言生活,不仅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走向世界之所需,也是助力中国乡村振兴之所需。
提要 族谱村志修编与语言文字工作密切相关,是一项颇具前景的乡村语言产业。本研究将族谱村志修编视为一项语言政策与规划实践,以安徽省绩溪县竹里村族谱村志修编为案例,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考察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参与其中、开展实践、产生效果。文章把竹里族谱村志修编过程划分为主体确认、实践和延展3 个部分,依次从精英与群众、封闭与开放、文献与口述、群体与自我、血缘与地缘、无违与变动、纸媒与新媒、分迁与认同8 个维度考察和梳理,这8 组概念对应指涉上下、内外、书人、公私、亲疏、名实、新旧、分合8 组力量关系。研究发现,谱志的修编,就是这些社会力量相互制衡、共同作用的过程和结果,而谱志修编在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故而从语言政策与规划角度提出3 点建议:(1)立足新时代,吸收群众积极参与,调动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2)古今并重,尤其要记录新时代进程,做大众自己的历史;(3)善用新形式,展示自然风景、民风民俗和特色美食,扩大文旅品牌知名度。
提要 乡村社会资本的培育可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提供支持,而社会资本的构建离不开语言。对江苏省宜兴市水北村村民、村委会干部、村企负责人和外来务工人员等采用民族志方法进行访谈调查,从“外出”“进来”和“留守”3 个视角考察其语言实践,发现不同语言实践使水北村成为一个多言社区,不同主体间共享语言水平的差异对乡村社会资本的构建产生不同的影响:外出村企人员与客户之间、外来村委会干部与村民之间较好的共享语言水平帮助他们与业务伙伴、工作对象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祖孙间共享语言的缺乏影响儿童的社会化和社会规范培养,外来调查员与村民间共享语言的缺乏造成文明规范宣传的失效;与村民缺乏共享语言,导致来村务工人员不能与村民建立密切社会网络。而信任、规范与网络是构成社会资本的主要元素和表现形式,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未来乡村振兴实践中要关注语言规划,在进一步提升村民普通话能力的同时,注重提高村民的语言技术产品应用能力,重视农村儿童和来村务工人员方言能力的学习、培养和提升。
提要 信息化建设是华文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华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华文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主要成绩有4 点:(1)华文教育数字资源量大类多,多方参与供给;(2)互联网华文教学活跃,活动项目丰富;(3)华文教育机构入网率高,管理信息化基本实现;(4)信息化机制保障有力,主体作用突出。还存在3 个问题:(1)数字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不足;(2)技术资源与教育实践融合不够深入;(3)政策支持与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滞后。华文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主要内容至少应包括6 个方面:(1)推进华文教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2)加强华文教育数字资源开发;(3)搭建华文教育数字资源平台;(4)深入开展智慧华文教育;(5)培育华文教育信息化队伍;(6)优化华文教育数字服务平台。在现有资源受限的情况下,可以以2 项工作重点为突破路径:(1)建设“全球华文教育智慧服务综合平台”;(2)提升华文教师数字素养。
提要 海外华裔学生祖语(中文)学习的研究与中文作为二语学习的研究相比,一个重大差异是:除了教学因素,还要重视非教学因素的影响。对日本某华校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11 ~ 15 岁)学生的调查分析,和对华文教师、华校管理者以及家长的访谈,证实了在个体、家庭和社会三大方面存在着显著影响其祖语水平的8 个非教学因素,分别是家庭祖语环境、性别、中国生活经历、华裔血缘、第一语言、国籍、出生地和在日世代,据此构建的预测模型可以解释其近四成的祖语水平差异。这一发现启发我们重新认识国际中文教育:着眼于“国际”,则中国国内只是国际中文教育的场所之一,中文作为祖语的教学应当与中文作为二语的教学一道成为国际中文教育的两大重点;着眼于“教育”,则包含语言学习、课堂教学、学习动机、个体背景、家庭环境、社会文化在内的一切因素,这些应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全领域”。
提要 近年来,教授印尼语、华语、英语3 种语言的“三语学校”成为印度尼西亚传播华语与中华文化的新阵地,但在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过程中,表现出依赖外界、缺乏整体观与内生力的倾向。对20 名三语学校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借助NVivo 12 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发现影响三语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归纳为人类系统的组织因素、个人因素和非人类系统的物质因素、意识因素。受访者多重视人类行动者,对非人类因素更强调物质因素;对于核心行动者的认定则意见不一,但无疑应确定为校长及学校管理者(华文部主任)。三语学校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是:异质行动者间需求、视角差异大,使发展网络处于离散状态;依赖外部条件扶持、缺乏内驱力,使发展网络处于低效状态;各行动者缺乏深度合作,使发展网络处于封闭状态。为实现印尼三语学校内源性发展的路径转型,建议:强化网络“节点”,提升发展支撑力;重塑网络功能,从横向功能整合、纵向层级整合等维度增强转型发展的内驱力及效力;发展网络关系,通过跨界深度整合,建构多元协同创新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