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的凝练和升华,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作出了一系列创新性贡献。就创新维度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从“第二个结合”新的文化生命体、思维逻辑上,把握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理论、实践和方法维度的创新;就创新高度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在价值层面的超越性、哲学层面的主体性、战略层面的自主性;就创新向度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高度的文明自觉与文化自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的基本要求,为深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提供了创新性思考。
摘要:基于人的基本的对象性关系比较西方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以人的现代化为价值导向,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扬弃与超越。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的"人—自然”对立思维,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突破了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的固有局限;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化解了西方现代化的“人—社会"背反矛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范式取代了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从人与他人的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重塑西方现代化的“人—他人"物化逻辑,以共同富裕的真正共同体超越了贫富分化的虚幻共同体;从人与自身的关系看,中国式现代化扬弃西方现代化的“人一自身"异化关系,以精神生活富裕超越了资本规制下的物质崇拜、信仰虚无。
摘要:中国园林是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符号之一,中国古代园林文学则是构成园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百年来,中国古代园林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设置园林文学学科、推进园林文学自主知识学术体系的建构、增强中外园林文学的文明互鉴、加强传统资源与现代园林实践的对接是深化中国古代园林文学研究的主要向度。中国古代园林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有利于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在古代文学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盲点上开拓学术疆界,升级人居环境建设的文化维度,为"美丽家园"建设提供学术之瓦和实践之径。
摘要:尽管侧隐之心和恭敬/辞让之心被违背都可能引发羞恶之心,但是羞恶之心并不源于二者,其本质内涵不能通过所羞恶的任何具体和偶然的对象来界定。对自身道德之恶的认知既不是羞感产生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触发羞感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意识到他人将自己评价为恶,并且在乎他人的评价。羞感本质上不是对自已道德之恶,而是对社会对已之(厌)恶的反应。羞感就是在社会评价和奖惩的压力下演化而来的。羞恶之心的核心是社会评价,是人作出社会评价也敏感于社会评价的能力。羞恶之心不一定伴随是非之心。作为一种内化他律(羞)而又律他(恶)的能力,羞恶之心构成了性善不可或缺的部分。
摘要:延续《周易》与《诗经》比附性推理的思维模式,《老子》实现了类型化的智慧涌现。《老子》以生命观察为原型,通过对“柔-坚”"雌-雄”“弱-强"等类型的经验与一般知识抽象,将自然规律升华至“道”的哲学范畴。这一智慧类型化过程既呈现对自发生命节律的深刻洞察,又因过度泛化导致逻辑裂隙,形成认知暴力,致使治国思想深陷等级固化、反智主义与文明否定等悖论。《老子》的类型化思维在自然和自发事物认知层面具有解释效力,但将其作为政治实践普遍准则时,隐含类型错位引发解释与运用的失效问题。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型路径应以知识逻辑重构为核心,在保留比附思维开放性的同时建立类属边界意识,通过认识论更新与价值立场转换,使古代智慧成为参与现代性构建活的资源。类型化智慧的有效性需根植于特定历史语境的局部融贯性,其真理维度既不在于永恒普适,亦不在于古典复归,而在于认知框架于动态重构中实现创造性转化。
摘要: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周易》之《革》《鼎》二卦蕴含的革故鼎新哲学,包含顺天应人、破立统一、守正创新等思想元素,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了哲学智慧。《革》卦强调顺应“革之时"的渐进性变革(革故),《鼎》卦强调通过“正位凝命"建立新秩序(鼎新),二者辩证统一,形成革中有守、鼎中有变的阴阳互济内核,规避颠覆性风险。当代中国改革实践与《周易》思想契合,实现了三重跃迁:一是理论基础升维,“顺天应人"从朴素唯物史观升华为科学唯物史观,“顺天"体现为精准研判战略机遇期,“应人"升格为制度化践行"以人民为中心”。二是破、立辩证法的遵循与创新,以“鼎新为体"构建制度重器,以“革时为用"把握时机,如经济建设破立并举、治理体制权责重构,体现先立后破智慧。三是守正创新原则再现,将鼎、革的象征意义转化为改革基本原则。当代中国改革完美诠释并创造性发展了“革”“鼎"思想,完成了从自然哲学到制度哲学的现代转译,实现了传统智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互构。
摘要:乡村产业振兴面临“有产业无市场”与“有经营无组织"的双重困境,亟需通过有组织的集体行动系统构建内外衔接的有效市场。通过对H省橡县木子村蔬菜产业的田野调查发现,地缘纽带与组织机制相互嵌入所构建的市场,能够有效推动小农户以组织化方式对接现代化大市场,实现产业良性发展。地缘关系的激活与运用,不仅促进了村庄内部的组织化创新,更为农产品进入外部交易市场奠定了社会基础。组织与地缘互嵌共生的乡村市场形态,既彰显了基层党组织以政治势能驱动产业振兴的作用机制,也反映了地缘关系作为重要社会资本对村庄构建有效市场的价值。未来需着力构建资源要素与村庄发展良性互动的制度化平台,以有为组织与有效市场的协同联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可持续发展。
摘要:形成专业知识技能和职业自主性是现代职业农民的核心特征。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背景下,我国职业农民在制度推动下逐步完成了专业知识体系、职业组织、职业制度等结构性要素建构,其以职业资质认证为进入门槛,建构市场身份的合法性,并以专业知识技能置换经济收入。在从传统“身份农民"向现代“职业农民"的转型过程中,我国农民职业化面临组织薄弱、制度缺位、知识技能体系碎片化、职业自主受限的结构性困境。未来需以农业产业与职业制度为关键支撑、以农业合作组织为核心纽带,推动农民职业化从“国家塑造、市场定义"向"国家引导、市场激活"的自主阶段演进。
摘要:乡镇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端点”,既处于国家行政体系的“末端”,也是社会治理的“前端”,承担着执行国家意志与回应社会需求的双重角色。以“端点逻辑”为分析视角,在现代化进程中,乡镇既被赋予广泛任务,又缺乏足够权能与资源支持,导致其在政策执行与社会回应的双重维度上均呈现"端点困境”。破解困境的关键在于体制转型,从“管理末端”向"服务前端"转变。地方实践探索表明,乡镇体制转型不仅需要调整县乡关系、优化部门体制等重要的制度创新,还要通过延伸乡—村组织体系加强社会协同以提升治理效能。这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启示与实践支撑。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政策与制度自上而下的推进过程,也是社会自下而上的制度参与和治理效能的生成过程。治理现代化导向的乡镇体制改革不仅在于基层事务的精简与优化,更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激发社会活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实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平衡。
摘要:整体性视野下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语境与空间正在不断被解构与重构,数字治理成为破解当前乡村治理困境的关键路径。通过对陕西省Z县数字乡村“1844"智慧平台的考察发现,数字技术的不断渗透与全面覆盖使得乡村治理的实践场景、制度结构和生活空间发生了显著变化。通过实践空间的理性重塑、制度空间的结构联结和生活空间的技术嵌入,将分散的乡村空间和脱域的治理主体紧密联结,促使实践、制度与生活空间深度融合,这一过程兼具赋权与赋能之效,提升了乡村网格化、精细化和信息化的治理水平。结合整体性视野下乡村数字治理的语境与空间,未来需理解数字时代乡村治理的本质目标与应然图景,深刻把握数字技术的变革性力量,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启示。
摘要:如何治理智能社会是国家治理面临的新议题。基于全球社会学国际国内互动分析视角,国家智能社会治理普遍存在一个“三难"的政策选择:在大国技术竞争背景下,国家难以同时兼顾科技创新、产业发展与风险治理三重目标的同步实现。通过对中、美、欧智能社会治理政策的对比剖析,中国智能社会治理应根据动态的情境变化和发展目标,阶段性制定政策选择方案,在优先实现科技持续创新的基础上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并最大程度缓冲社会风险。同时,引领构建国际合作治理体系,规避国际恶性竞争,在营造全球智能社会“良善"治理格局上贡献中国智慧。
摘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引领人类社会进入数智化新阶段。面对这一转型,中国数字社会学发展迅速,呈现出理论导向、实证导向、伦理导向和政策导向四种研究类型,其知识生产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与西方语境中的数智化转型研究相比,中国数字社会学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推动数字劳工研究先声夺人;数字治理相关研究呈现“一核多元"的研究视野;微观互动领域关注虚拟空间对传统社会关系的重构。中国数字社会学者面对数智化转型时期的知识生产仍存在挑战,数字社会建设要求社会学承担起时代责任,中国数字社会学应当突破学科发展的阶段性瓶颈,面向国际学界讲述数字中国故事。
摘要: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历经谋划功能布局、优化经济结构、践行新发展理念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四个阶段,有力地促进了中部地区快速发展,但仍面临产业技术创新转化能力不足、空间结构支撑能力不够、部分地区生态环境质量不高、区域内部差距消弭不显、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强等突出问题。新形势下,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纵深推进的基本思路应由承接产业转移向建设国家战略腹地转变、由点轴空间结构向都市圈与城市群共同支撑过渡、由生态环境保护向建设生态文明跨越、由单一战略实施向发挥多重战略叠加效应转变,并以健全战略腹地建设保障体系、优化提升空间结构功能、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统筹发挥区域战略叠加效应等为重点,配套完善相应政策。
摘要: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共同富裕协同推进的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农村居民生态福祉已成为共同富裕的核心维度。基于福利经济学理论,从环境质量、资源禀赋、价值实现、技术赋能、主体参与五个维度,解构农村居民生态福祉“基础—转化—实现—驱动—调控"的提升链条。系统梳理区域实践发现,当前农村居民的生态福祉在资源环境质量、地域空间范围、价值实现路径、数字技术赋能、体制机制保障等五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面临生态资源枯竭、基础设施薄弱、价值实现不充分、技术支撑不足、参与机制断裂等突出问题。基于此,从生态资源质量、生态基础设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技术推动城乡生态融合、体制机制协同等方面,提出提升农村居民生态福祉、迈向生态共富的未来进路。
摘要:因为智能社会的迅猛发展,智慧体越来越主动地成为法文明秩序的参与者和建设者。其在法文明秩序的交往关系中,实际地拥有事实权利、事实义务和事实责任。人类的法文明秩序构造,应坚守此事实基础,从中发现法律、提升法律并开示法律。不过即使在智慧体参与的法文明秩序中,法律上仍应坚守人主机辅的基本价值取向,而所谓“后人类时代”“后人类法律”之类的论说,应被置于人主机辅的价值原则和框架下审视。假设其在立法者手中,获得了象征主体身份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不能把智慧体和人类在法律身份上等量齐观,更不能使其替代、超越人类,预设一个“后人类时代”。智慧体参与的法文明秩序,只能是“人类主义"的,而不能是“后人类主义"的。
摘要:切条短视频传播行为依托于算法决策的碎片化传播,对传统版权保护体系与刑事归责逻辑构成了深层挑战。前置法救济失灵及法益结构变迁决定,切条短视频传播行为的刑法规制既要恪守刑法谦抑性的要求,也要适应数字时代的新发展。有效规制切条短视频传播行为,需要对知识产权犯罪进行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解释论转型:一是重塑"私权—秩序—文化繁荣"的三阶法益结构,以明确刑法介入条件,实现法益保护的层级化与体系化;二是运用“目的限缩—分期证成"模型,通过阶段化的客观行为推定主观心态,解决营利目的要件在数字语境下的认定难题;三是发展算法放任故意和算法代理理论,推动平台内容治理创新。唯有如此,方能合理组织起刑法应对切条短视频传播行为的有效策略,从而实现技术创新与刑法规制的平衡。
摘要:大数据侦查代表了数字时代侦查措施发展的新趋势,其对大数据资源与技术具有极高的依附性,催生了科技企业参与侦查的实践样态。司法实践中,科技企业的深度介人引发了侦查权外溢的风险,这在理论上有悖于侦查权之专属性导致其参与正当性存疑,实践中偏离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目标引发损害司法公正的风险。科技企业参与大数据侦查符合传统的群众路线理论与协助义务理论之原理,亦需要“侦查治理"之新兴理论的支撑。在以上理论的指导下,科技企业参与大数据侦查造成的权力外溢困境可以按照以下路径纾解:一方面,提高侦查机关科技素能,加强治理主导能力;另一方面,规范科技企业参与的案前、案中、案后制度,实现法治参与目标。
摘要:抗战文学作品的修改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其情形颇为复杂,包括修改主体、动机、幅度、时间的不同,涉及用语、人物、情节、意旨、风格等方面的变迁,蕴含着文本形态转换、作家思想与心态变迁尤其是文学制度与文学范式转型等方面的丰富信息。抗战文学作品的修改有着内在的机理:艺术与政治共同决定了修改的方向和策略,但以修改主体对主流意识形态和它所派生的文学规范的传播以及对抗战历史规律性把握为主。就对规范的遵循和历史合规律性的把握而言,即时修订打造了秉持民族立场、服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典型"抗战文学”,跨段修整则使作品成为坚守阶级立场、突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国文学”。抗战文学作品修改的效果需要客观全面评价,修改现象警示我们增强文学史研究的动态版本意识。
摘要:张恨水曾多次表明其朴素人民立场,其友人、同时代左翼文人、当代研究者也对此予以旁证。由于抗战文学的国家民族话语激发,张恨水的朴素人民立场在其抗战小说中获得了聚焦式表达:直言“人民”高频使用"老百姓”“百姓"等人民性称谓;在和谐关系中彰显“民贵”"民本"思想;在紧张关系中愧怍士大夫阶层、突显民众主体意识和力量;在诚挚的读者关怀中显示平民创作姿态。张恨水抗战小说的人民立场表达,携带孟子“民贵君轻"的传统思想基因,又带有平等平权、人道主义等现代色彩,还夹杂其个人长期作为平民作家屈沉下层、久而彻悟,反而以平民身份为荣,从而更加热爱人民的反弹式自尊。张恨水抗战小说之人民立场表达,对于引发人民大众的抗战热情、修正张恨水小说之定位评价、促进抗战文艺的叙事创新和现代文学的雅俗合流、启发当代文学创作均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摘要:夸美纽斯在现代劳动教育观念早期发生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先驱角色。在17世纪欧洲工场手工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夸美纽斯不仅在理论层面阐述劳动的教育价值,而且通过教科书将劳动教育融入学校教育体系,实现对儿童的劳动启蒙;同时以游戏化的教育方法助力儿童劳动训练,推动劳动教育从认知到实践的转换。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启智、健体等综合育人价值,劳动教育观念的萌发,既是工场手工业发展的客观反映,也是新教伦理赋予世俗劳动以神圣意义的观念表征,更是教育对象从精英走向大众的必然诉求。夸美纽斯虽未对劳动教育展开系统论述,但其对劳动的图像化呈现及劳动与教育关系的论述,发出学校劳动教育的观念先声,对当代劳动教育实践具有启示意义。
摘要: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核心场域,在拓展资源可及性与提高交互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学习者身心发展方面的系统性挑战,亟须对教育生态进行系统性重构。面对挑战需运用具身认知理论剖析教育生态的三维断裂表征,确立身体作为认知场域、情感载体与发展标尺的三重核心定位,构建以“身体一技术—环境"深度融合为核心的整合性框架,提出系统重构路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具身教育生态,需依托政策驱动实现五育实践的具身化转型,推进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性转化,并建立基于城乡差异的资源协同机制,使技术应用从单纯的效能提升转向对学习者身心统一发展的整体性支持。